下篇 | 温铁军：乡村振兴为什么是应对百年变局的压舱石

发布时间：2022-05-10

作者：蔡钰（商业观察家）

乡村这个海绵社会，给整个中国提供了廉价农产品和廉价劳动力，腾出了价值剩余，吸纳了货币，也创造了需求。而我们今天看见的乡村社会所展现的经济和文明落后，某种意义上，源自他们在历史当中的牺牲。

上次讲完202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详情参考——空间生态资源货币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http://www.cfea.com.cn/news/show-166.aspx），有读者问起：为什么中国要把三农工作当成头号工作来抓？

这是一个好问题，三农问题的提出者是温铁军教授（中国的经济研究者），他对三农工作重要性的评价也是我读过的学者里面最高的。他认为，人类社会转向生态文明必须依赖的「正外部性」，而三农是这种正外部性的最大来源，三农也是国家综合安全的最后载体。

这事，在历史上已经验证过好几次了。温铁军写过一本书叫《八次危机》，其实梳理了新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经历过的9次经济危机，他的结论是，每次中国只要能够动员广大农村去分担经济危机的成本，就能实现软着陆，让中国继续推进现代化。

我来给你讲一讲温铁军所梳理的，新中国刚成立那几年，是如何借助三农资源，快速消除恶性通胀，并且实现工业化的原始积累的。

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后攒下来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落后就要挨打」。想不挨打就得摆脱落后，想要摆脱落后，那就得发展工业，而工业聚集的地区会形成城市，所以，在当时，现代化的普遍定义就是工业化+城市化。

但工业化是需要先有原始资本积累才能够启动的，启动之后还得不断地追加资本和技术投入。而当时的中国资本和技术能力都不具备。

1949年刚建国的时候，新中国很穷。工农业生产总值才456亿元，其中农业的产值又占了绝对的比例。国民党撤往台湾的时候，又带走了国库里几乎全部的黄金储备。整个大陆市场还陷在民国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胀里，私人资本也不愿意投资实业，都去囤积粮食棉花。

而现在我们都知道，那些问题都已经解决掉了。中国在当时确实完成了工业化初期所需要的资本「原始积累」，并顺势进入了工业化中期的产业扩张和结构调整的阶段。而放眼全世界，原住民人口超过一亿的发展中国家有5个，只有中国完成了这件事，没有掉进发展中断的陷阱。

这笔工业化的启动资本怎么来的呢？中国又不搞对外殖民掠夺。1950年以后，苏联阶段性地援助了我们一段时间。但没几年就中断了。中国得以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主要就是借助了乡村这个海绵社会。无数的农户小经济就像海绵的无数小孔洞，吸纳了城市资本制造过程产生的负外部性。

我们来说说这事是怎么实现的：

第一，1946年开始，全国的解放区就前后开始启动了土地改革。也就是以村为单位，把本村的田地平均分给全村的村民，实现「耕者有其田」。新中国的土改在建国之后的1953年基本完成，从贫农到富农再到地主，平均每人都能够有三四亩地，每个农民自己种出来的粮食，当中有五六十斤要当成公粮交税，剩下的就都归自己。这个税率其实还挺重的，大概20%。

那土改这个动作跟工业化积累有什么关系呢？温铁军说，当时参与土地改革的全国农民占到总人口的88%，中国一进行了土改，这九成的人不但自己养活自己，还通过交纳公粮，解决了12%的城市人口的吃饭问题。当时有一句话很流行，叫「九个农村人给一个城里人搞饭吃」，这就等于腾出了价值剩余，替这一个城市人来承担发展工业的风险，同时让他无风险地享受工业化的收益。

第二，在资本极度稀缺的阶段，中国还采取了「用成规模的劳动力投入，来替代资本」这样的政策。比方说，1950年中国财政仍然很困难，但又需要修建新的铁路。于是，就让解放军部队承担起了修建职责。当时修建宝天、天兰、天成、成渝四条铁路线，原本需要的工费相当于3.8亿斤小米，但因为兵工参与修路，施工费节省了接近一半。

这之外，1949年的中国还遭遇了大面积水灾。所以1950年，全国开始大规模的水利建设，这个过程也通过组织投入劳动力来降低资金投入成本。因为水患发生的地方，很多农民失去了耕地变成了灾民，需要救济，那就以工代赈，让灾民们也来参与河道治理工程，换取赈灾粮食的回报。

1950年起的三年里，直接参与这类工程的普通民众达到2000万人。灾民们也乐意，因为修好了河道，农田就不造灾了，灌溉面积还变大了。三年下来，中国因为修建水利而增产的粮食年产量达到了几百万吨。

除了修河道，政府还动员农民们发展副业，比如说捕鱼、编席子、织麻袋，用来换取救济粮。这些动作本身是帮受灾的农民纾困，但同时，它对城市的作用更大：一方面，增加了城市里民生物资的供给，遏制了城市的投机和通胀；另一方面，促进了人民币下乡并且沉淀下来，降低了城市里的流动性压力。

乡村社会帮忙沉淀中国发行的大量货币，降低了全社会的通胀压力。这也是我们要说的第三点。

你要知道，1950年以前，解放区的农民们很少使用人民币，人民币即使到了农村也很快回流到城市。但中国的农村开始规模性产出农副产品之后，城乡物资交流变多了。农民们交税交的是粮食，但城市到乡村里收购棉花、菜油、茶叶、蚕丝，都是用货币。1950年一年，中国的农副产品采购额就80万亿，1952年增加到了129.7万亿。

这些人民币就都到了农民手里，农民收到的钱变多了，但他们要进城买的水车和镰刀却没有同比例地变多。于是下乡货币里的相当一部分就沉淀在了乡村社会里，被农民们拿去买牲口、买土地或者存起来。1952年底，农民持有的人民币规模达到了11万亿元（以第一套人民币计），占到当时流通总量的40.4%。也就是说，当时中国发行人民币的财富锚点是什么？不是实物、黄金或者外汇储备，而是民众们的劳动投入。

你看，中国的乡村就这样用无数的小经济单位，给城市供应农副产品，供应劳动力，吸纳了中国发行的大量货币，就像一块巨大的海绵，承载经济的软着陆。让新中国只用了一年，就标本兼治地消灭了民国遗留的恶性通胀。也在后来为中国的工业化，积累下了启动资本。

这个故事体现了温铁军所说的，中国的乡土社会怎样为国家战略性目标承担价值让渡。

他认为，中国的土地改革也是三农对西方现代化的「去依附」，农民们全面恢复了小农经济，也就是在去城市化、去现代化了。

乡村这个海绵社会，给整个中国提供了廉价农产品和廉价劳动力，腾出了价值剩余，吸纳了货币，也创造了需求。而我们今天看见的乡村社会所展现的经济和文明落后，某种意义上，源自他们在历史当中的牺牲。你要是感兴趣，可以去读一读温铁军的那本《八次危机》。

说到这，你应该能理解，温铁军为什么并不认同城市化率的无限拉高。「九个农村人给一个城里人搞饭吃」是搞得动的，但要是「一个农村人给九个城里人搞饭吃」就压力太大了。像有些拉美国家城市化率高达80%，他们面对国内的长期高通胀就几乎束手无策。

你也应该能够理解，三农工作对中国为什么重要。中国从2005年确立新农村战略，到2017年确立乡村振兴战略，这期间已经向农村投资了几百万亿来兴建基础设施。这也是因为农民无力自主形成资本投资能力，农业也无力完成资本积累，而中国在逐渐资本充裕之后，这件事就可以由城市来反哺农村。

另外你肯定还记得，温铁军非常认同乡村振兴战略，他也非常支持在今天中国进行空间生态资源货币化的过程当中，把空间资源创造的价值还给所在地的农民。

在经济结构里面还利于农民，乡村才有持续成为「海绵社会」的基础，才能够成为中国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我们在聊空间生态资源的时候讲过了，把亿万农民跟自然资源结合起来产生的价值，有巨大的货币化和资本化空间，也能够成为人民币的新价值锚点，帮助中国摆脱对美元的深度依附。

来源：《蔡钰·商业参考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