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九号院与中国农村

发布时间：2022-04-14

此文刊发于《中国发展观察》2005年第9期

曾“极一时之盛”的九号院

　  几天前，一个偶然的机会，从九号院门口经过。我情不自禁地注目而视：厚重端庄的大门依旧，“清代礼王府”的大理石门牌依旧。门侧，警卫战士荷枪而立，这些哨位不知迎送了多少次新老兵交替，但看上去仍然感到亲切熟悉。二十余年过去，与我第一次走进这个大门比较，风貌居然一如当初。但是，我知道，这个深邃神秘的院落而今物是人非。当年，这里曾经是中国农村改革的风云际会之所，院落内的一举一动都与中国农村改革息息相关，现在，它已经从农村研究者的视线里消失了。

　　 我坐在车里，看着这个曾经熟悉的院落渐行渐远，心头悠悠升腾起一种难以名状的沧凉之感。我想起了宋人的词：“多少六朝兴废事，尽入渔樵闲话”。九号院似乎进入当成闲话来说的时候了。这种说闲话的感觉，在我和过去的同事聊及这段经历时就有了，只不过，我们不是渔夫樵夫罢了。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第一次走进这个院落。那是一个盛夏，找到这个地方颇费周折。毕业生分配派遣证上只有单位名称，没有具体地址，报到的前一天，突然发现不知道这个单位究竟在哪里。经过数度征询，得到的建议是：既然是中央书记处的部门，应该在中南海。于是，这天早上，我背上包直奔中南海。在大西门，警卫战士请我略等，约莫几分钟，出来告诉我：这个单位不在里面，但是离这里并不远，可以从灵境胡同西去，到西皇城根南街便是。约莫一刻钟，我来到这个大院门口。这里的警卫战士查看了我的报到证，又给里面打了个电话，于是放行。从此，我开始在这个院子里十几年的进进出出。

　　 这是一个宏大而古朴的院落，是清代的礼亲王王府。据说，明代这里也是一个王府，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率师入京之初，并没有直接住进紫禁城，而是先在这个院子里住了三天。王府内有六七个规模不等的小院落，这些小院落基本上都是四合院，有的甚至是两三进的四合院。现在，从功能分配上大院大致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南区主要是两个部门办公用，其中一个就是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北区主要是住户，三个大的院落里分别居住了三个“国家领导人”，包括当时卸任不久的原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另有两个院比较小，主要用于农村政策研究室的主任们办公，分别称一号院和二号院。一般工作人员人都在一栋三层的办公楼里办公，通常被称为小灰楼。报到后我被分配在秘书处，办公就在小灰楼第二层中段。后来我做秘书的时候，先后在一号院和二号院办公。

　　 当其时也，“大包干”正势卷全国，农村改革如火如荼。上班以后，旋即参乎进一系列会议、出差、汇报等活动中，切身体验到这里其实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总参谋部”。决策当然是在中南海里的最高层。但是，情况汇总、问题反映、政策意见、文件起草等等，有关农村改革的设计推进，都是在这个幽深的院落里进行。那个时候，除了这个部门以外，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部门里再没有其他专门的农村政策研究单位。秘书处的工作，大多是传递信息、安排会议、记录会议、接听电话等事情，忙得不可开交，经常会接到高层领导办公室来的电话，看到高层领导转来的各种批示。二号院的会议室里，会议不断，农口有关的部长们和一些省市负责人经常来汇报讨论。文印室内几个老式的打字机整日作响，各类文稿源源不断地打印装订，累得两个打字员姑娘三天两头就要哭一次鼻子。这年夏天，大院这边忙乎的主要事情，是准备一个关于农村改革的文件。此前的早春，中央刚刚发出一个关于农村改革的一号文件。这个文件成为著名的“农村改革5个一号文件”的第一个。正在准备的这个文件后来成为1983年的1号文件，就是人们现在所说的第二个1号文件。

　　 以我本人有限的观察参与所及，每个一号文件的形成过程，都由一系列调研活动和若干大小会议构成。调研活动的策划组织主要在九号院，除了讨论文件定稿的政治局会议以外，前边的若干会议也都是9号院组织的，其中相当部分在9号院的不同会议室里召开。文件形成后期，要召开由各省市和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会议集中讨论，开始叫“全国农业书记会议”，后来叫“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再后来叫“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讨论第二个一号文件的会议分别在西山八大处北京军区招待所和天津；讨论第三个1号文件的会议在雅宝路空军招待所；讨论第四个和第五个1号文件的会议在京西宾馆。那个时候的会议很长，往往十来天甚至超过半个月，赶上周末还要休息。会议大量的时间是小组讨论。每次会议，秘书处除了留下值班人员在机关，几乎全体上阵。我们会务人员的工作，主要是打电话、发通知、做记录等，事情具体而辛苦，而且经常加班加点。劳累的时候难免郁闷，言语中有所流露，记得一位老同志教训我说：“小伙子，为人民服务是具体的。”但因为听会收获颇多，而且对于我这样的单身汉来说，宾馆里有吃有住，生活很方便，倒也有几分惬意。

　　 在我的印象里，讨论第二个l号文件的会议开得很红火。从北京开到天津，时间将近二十天。讨论非常熟烈，但是因为“政策坚冰”基本打破，意见分歧不像讨论是否允许家庭承包那样尖锐，所以气氛并不紧张压抑。会议讨论的问题，都是改革初期的农村现实呼唤出来的，迫切需要解决。地是承包到户了，生产以家庭为单位，但是允许不允许私人购买大型农业机具，如拖拉机之类，问题需要回答；农民在种地之余，可不可以搞倒买倒卖的长途贩运，也需要回答；雇工已经出现，但政策是否允许，也必须回应。今天看来，这些问题不成其为问题，当时则属于大政方针。在当时的体制条件下，上面没有部署，政策没有松动，基层很难施展发挥。比如，私人买拖拉机问题，如果中央没有统一的政策允许购买，即便是农户要买，也没有办法买到，首先是国家的工厂就不卖给私人。九号院里的会议，九号院派出的调查人员，许多都是以此为议题。关于争议比较大的政策问题，往往要等到当时的几位中央最高领导表态，有的是口头指示，也有的是批示。比如农民搞长途贩运，有材料说是投机倒把的“二道贩子”，当时的总书记就批示说“不对，是二郎神”（解决农村流通困难的神）。这些最高层批示表态，是政策文件的重要依据。在这个文件发出之后，中央又连续发出了三个一号文件。这几个文件的突出贡献是及时地回应了现实生活提出的新问题，有效地突破了束缚农民的旧体制，奠定了市场经济在农村的基本架构。

　　 九号院对于中国农村的影响，不仅限于政策研究。当时，九号院整合了全国的农村和农业研究力量，把高校和科研单位非常有效地组织起来，直接为应用研究服务。那些年里，经常出入九号院的还有大量学者，这些学者不仅来自北京，也有许多来自地方。九号院里的农村研究机构还有另外一块牌子，开始叫“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两年后改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以这个中心的名义，有一笔数量不菲的专款用于资助社会力量的研究课题，调动了各种学术力量为政策研究服务。不仅如此，这个中心还开展了许多国际交流合作。当时，一些西方学者通过这个中心到中国来，九号院里的领导利用这些机会听取吸收外方学者的意见。通过九号院的安排，这些西方学者有的还与国务院领导会见讨论。当时的九号院，名副其实地执中国农村研究之牛耳，可谓“极一时之盛”。

九号院的远去与对中国农村问题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的最末一年，九号院里的农村研究机构撤消。机构变动发生在春夏之交北京政治风波之后。以我个人的体察认识，在机构撤消之前，九号院的影响力就开始有所衰弱，大概开始在第五个一号文件出台的时候。标志约略有三，首先是八十年代中期那年的粮食大减产，从上层到外界对于九号院有了一些质疑，甚至出现了激烈批评；其次，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农村改革研究陷入了某种僵局，九号院似乎有一种找不到“北”的感觉。那时人们在餐厅吃饭，或者在班车上，聊起下一步的改革，明显感到改革着力点不甚清晰，政策精神有些含糊。

　　 在第五个1号文件之后，1987年仍然发出了农村工作文件，这个文件是当年的5号文件。这个时候粮食产量还在徘徊，农民收入增长仍然缓慢，九号院的影响力大不如从前。机构撤消一年后，又是夏天，近二百工作人员被陆续分配到五个相关部门，人们不无悲凉地各奔西东。九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划归另外单位的部分人员还在这里办公，我和部分同事还在这个院落。但是，对于农村研究来说，九号院风光不再。1998年秋，新单位整体迁入新址办公，我们与这个院落从此作别。今天，我是作为一个路人从门前匆匆而过。

　　 九号院历经明清两代，往事越百年，晚近二十年或许无足轻重。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说，这个时间却并不短促，尤其对于一个由青年而中年的人，足以孕育出深重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会驱使每个人想得很多很远。我首先想到的是这段辉煌与失落所蕴涵的历史逻辑。

　　 许多人知道，九号院里曾经有一个重要的政策智库，因为五个成功的1号文件而辉煌。现在，诸多智库仍在，各类文件更多，但是，我们不知道，有什么力量还能创造类似的辉煌。当我把目光从九号院转移到广袤的中国农村，透视二十年来的发展变革，依稀看到，“文件”时代已经晚景凄凉。

　　 在基层，许多领导讲话，上级怎么讲，下级怎么讲，村支部书记讲话如同《人民日报》社论，讲话完了往往烟消云散；许多政策文件，上级怎么写，下级怎么写，如法炮制，层层转发，转发完了往往一了百了；许多规定要求，左一个文件强调右一个文件强调，说了一年又一年，但是问题依然如故，甚至愈演愈烈。就文件本身来说，现在的文件立意不可谓不高，思路不可谓不深，方向不可谓不清，其深度其实远远超过了当年，但问题在于往往无效。过去的文件发挥作用，很重要的是借助了大一统的体制力量，上边怎么指示，下边基本上怎么贯彻。现在，体制已经不再大一统。

　　 体制外部，民间力量多姿多彩而且蒸蒸日上，各种利益主体在千方百计表达权利主张；体制内部，不同层级之间，不同部门之间，各有诉求，各有表达手段，虽然无人公开藐视体制的权威，但是，在具体运作中却是各怀心思，各展拳脚。体制的这种新变局，用美国政治学家澳森波格对中国的观察，叫作“碎片化的权威体制”。改革成为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较力”，也成为各种体制力量之间的“较力”。如同一个棋局，过去基本上有一种力量在指挥全盘，现在，虽然这种力量形式上依然存在，但在许多情况下，这种过去指挥一切的力量其实只成为多种力量的一方。于是，虽然指挥号令还在发，但是，运作逻辑已经不同，变成了一种“对局”，时髦的说法叫“博弈”。在不少地方和部门，发文件的时候就没有想到要执行，甚至从思想上就反对这个文件的精神。文件的形成可能是体现了高层的精神，但是，文件的执行则各有各的精神。

　　 我在基层调查，有乡镇党委书记就直截了当地说：“现在，上级精神对于我们不再重要，除非这是个直接给钱的精神。如果不能增加乡镇收入，上级无论什么新精神，对于我来说都是白费精神”。改革历程昭示，创造辉煌的真正动力是农民，因为问题由他们提出，发展由他们创造，高层所做的，往往只是顺应和追随的工作。以本人的愚见，在现在的情势下，怎样让农民成为改革棋局中强有力的博弈力量，通过张扬农民的权力来推进政策执行和改善乡村治理，成为解决所谓“三农”问题的核心。

　　 九号院正在远去，渐渐消失在我的视线外，但是，脑海中有关这个院落的故事仍然不绝如缕。我又想起了一句宋人词：“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我不确知王安石这句话的寓意何在，但是，放在中国农村改革的时代背景之下，却可以赋予独特的理解：高层的兴废变迁如同落花流水，不管曾经何其辉煌，但是，民间的发展更新却是生生不已。在“寒烟衰草”萦绕的乡间，在默默无语却孜孜不倦地劳作奋斗的芸芸众生身上，永远焕发凝聚着驱动社会前进的生命之“绿”。

作者简介

赵树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山东大学政府决策研究中心主任。1959年生，山东莱西人。文学学士（山东大学）、法学硕士（中央党校）、政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

1982年8月进入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任办公室秘书、助理研究员。1990年8月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农村部组织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万里文选》编辑组编辑、河北省涿鹿县委副书记、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1995年获中国发展研究奖一等奖，2000年获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06年担任第十六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6次集体学习主讲专家。曾任世界银行和英国国际发展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农村发展项目顾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1996-1997）；美国杜克大学亚太研究所访问学者（2000-2001）；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合作研究员（2001-2002）；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2003,2008）；德国图宾根大学客座教授（2012）；哈佛大学燕京研究所合作研究员（2010-2011,2016-2017）。

主要著作有： 《乡镇治理与政府制度化》（2011年入选国务院新闻办、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推荐书目，2017年入选商务印书馆“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丛书）、《农民的政治》、《农民的新命》、《农民的鼎革》、Rural Governance in the Midst of Under Funding. (M.E.Sharp.2006);Township Governance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China. (World Scientific,2013);Regeneration of Peasants (Springer,2017);The New Fate of Peasants (Springer,2017);The Politics of Peasants（Springer,2017）等。